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三国两晋时期，我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此刻医学也得到了显著的进步，就从几大科的医疗经验来看，已经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内科
(一)伤寒学说的研究进展
伤寒学说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方面发展。其一是《伤寒论》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第四节阐述。其二在总结继承前人临床经验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对后世温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这方面的贡献为突出。
伤寒的概念与病因探讨
此时期伤寒的病因说虽基本源于伤寒病温的说法，继承了冬寒夏发的传统理论，但在《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伤寒发生这一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提出“疠气”病因。该书指出“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15，商务印书馆，1955)，第一次明确地将疠气作为温病的病因提出来，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传染性。这较秦汉时代的伤寒病因说显然有了重要的进步。
对若干传染病的认识
沙虱(恙虫病)：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岭南一带山水之间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细小的虫子，叫沙虱。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阴雨天在草丛中行走，此虫便可附着人体，钻入皮肤。初起时皮肤发潮，红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时痛如针刺，三天之后，全身关节强痛、发热、恶寒，红斑上发疮。此虫逐渐侵入心脏，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甲针挑出虫子为疥虫样，放在指甲上映光观察，才能看见它的活动。
(二)内科杂病
这一时期内科临证医学迅速发展，标志之一是医方书的大量出现，种数约达二百种，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师方》等，这些方书的内科杂病内容大部甚为丰富，对一些病证的认识和诊断更为深入与细致，治疗上既注重疗效，又提倡简易疗法。尤其突出的是，对诸如脚气病、瘿病等一些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及时予以了高度重视，其相应的诊治方法也得到发展，并注意到了一些病证的流行病学因素。一些医疗新方法的探索也极有价值。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防治经验与水平，且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脚气病
本病自晋代日渐流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侯也。”可见当时对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已有较全面的认识，对该病某些症状的诊断，已有客观的检查方法，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在治法上，虽然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但其常用的药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节、松叶等，却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同时，该书还指出：“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不及时治疗可以发生“脚气攻心”的危重症候。
瘿病
在此以前的史料和医籍中，均有该病的记载。但阐述较精当者，当推《小品方》。其论曰：“瘿病者，始作与瘿核相似。其瘿病，喜当颈下，当*，不偏两边也。乃不急，膇然则是瘿也。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长安及襄阳蛮人，其饮沙水，喜瘿，有核瘰瘰耳，无根浮动在皮中。”概括了该病的体征形态，上述前者由恚气之气结，与今日囊状型甲状腺肿相似;后者由饮用沙水所发，与今日结节型甲状腺肿相仿。
《小品方》将该病按其病因分为上述两类，是当时瘿病史中首创，并对后世的证型分类有深远的影响。在治疗方面，共有治瘿方剂26首。当代的新方共有14种，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单用以及与它药配伍的方剂达11种，另有鹿靥单方1种，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仅为2种。
就海藻、昆布与它药配伍的治方来看，其中配伍槟榔、白蔹、牡蛎、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药，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结气的基础上，佐以消肿软坚、降气平喘所组成的。另一鹿靥单方，当为鹿的甲状腺制剂。这是我国南朝宋齐间五世纪《僧师方》著者僧深所首创，若与1914年Kendall氏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开始实施的甲状腺剂疗法相比，可为世界医学史中的光辉一页。
流行病学因素的重视
当时医家已非常重视并开始着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借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发病规律。如对脚气病，《肘后备急方》就有“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的叙述，反映当时战乱频繁、人群迁徙、灾荒遏野的社会背景与疾病分布的内在联系。又如瘿病，《小品方》指出，当时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与“北方妇人饮用沙水者”，说明了地区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从而突出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此外，葛洪对沙虱病昆虫媒介及其与沙虱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对类似血吸虫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外科
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象华佗那样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专科医师、外科专著以及一般外科医疗水平等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
外科专著：由于对《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疮瘛疭方》的见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刘涓子鬼遗方》可以说是现存早的外科专著，该书在对化脓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贡献，无论诊断与鉴别诊断或全身药物治疗和局部外敷治疗，所用药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种手术治疗适应症与手术时机的选择等，较前代均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关于疔疽等之治疗，强调“三日肿痛”，甚则口禁如痉状。“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不但体现了提倡早期治疗的思想，更明确阐明误治可能引起口禁、痉等类似脓毒血症而死亡。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三、骨伤科
对危重创伤的认识：葛洪《肘后方备急》早记载对危重创伤的早期诊断和处理知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剑突下)、小肠及五脏六腑皆是死处，不可疗也。”这些部位的创伤是十分危重的。这一见解，后人多予肯定。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与现比医学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作鉴别诊断，并将其分急、慢性两种，称为“附骨急疽”和“附骨缓疽”;还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予以鉴别。姚僧垣的《集验方》对肿瘤做了分类，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在治疗上，这时期强调切开排脓以及排脓常用引流条的必要性;主张内外用药，有消肿、溃脓，收口、生肌、除瘢等疗法，初步积累了经验。
四、妇产科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
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一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
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俱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四)月经常见病
闭经的辨证治疗
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崩漏的预后和治疗
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
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阴道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
魏晋期间，*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少妇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五、儿科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大的烈性传染病。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从此成为医家的重要课题。
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下下，噫，善悲，喘。”所术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杵、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症、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科病证的治疗。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六、口腔科
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西晋始见”牙签”之记载。晋·陆云在致其兄陆机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简史。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3)：1-9，1981)之语。其制法虽不知其详，但可看出，牙签当时尚属罕见之物。
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证实有效，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长期行之，可起到预防牙周疾患的作用，达到固齿的目的。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七、针灸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早文献。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八、急救医学
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
《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三)灌肠导尿术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早的导尿记载。
九、法医科
滴骨验亲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认为有血统关系，不入则否。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是用血液进行亲权鉴定早的方法，是现代用血型鉴定亲权的先声，因而受到中外法医学者的重视。如日本法医学家古(火田)种基就主张：“中国知道以血液鉴定亲权要比欧美早一千四百余年。”(吉种基日本医事新报1929：334：16～19)
结语：上文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祖国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时期，不论是内科、外科还是法医等科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也为隋唐时期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