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中关于理论的研究
在医学生命，主要是分为两大块，那分别是理论和实践。许多人对于实践可能是更加的重要，但是许多的医学老师总是会说，没有一个好的理论如何去实践。那么，大家对于医学史的理论研究又知道多少呢?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那么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医学史的理论研究吧。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在进行医学史的理论研究中，主要的就是要知道医学史料中所流传下来的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要去认真的收集一些关于理论的证据的话，那么就需要获得大量的关于历史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为自己在医学史的理论研究的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基础。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历史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的广泛的所以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要求就更加爱的高了。而且医学历史专门研究的工作者们对于德才识学这四点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这是要对于历史要有一个好的衡量，而且这也是对于医学工作者基本的一个素养的要求，所以素养很重要的。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
一、医史学研究
(一)医学史研究机构的发展
我国有医史研究专门机构从1951年始创，即设于*卫生研究院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该研究室并入而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研究室在中国医史学家李涛、陈邦贤教授的主持下，在编写高等医学院校医史教材、举办医史师资训练班，培养医史专门人才，进行名医遗迹调查和开展医史科研、交流学术经验等方面做了许多创业性的工作，为中国医学史之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82年，鉴于该研究室所做的成绩及医史研究发展的需要，该室升格建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由李径纬先生任所长。组建了四个研究室，即通史研究室，少数民族医史与东西方比较史研究室、基础文献研究室与临床文献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等。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也挂靠该所，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先后举办了两届全国医史科研教学骨干进修班。从1978年开始至今，全国所有高等中医药院校及30多所西医高等院校建立了医史教研室(组)。同时，有八个省市中医药研究院建立了医史(文献)研究所(室)。北京医科大学在充实了我国早的医史教研室同时，还创建了第一所医史研究中心。全国相继有20多位医学史正、副研究员及正、副教授，培养医学史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近年来还接受国外博士研究生进修和招收培养国外博士研究生，使医史科研力量和专业队伍素质得到提高。我国的医史专业人员和兼职医史科研人员从五十年代的50余位，增加到九十年代约500位，形成了具有相当力量的医史专业队伍。
除专门的医史研究所(室)外，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的医史教研室，在完成医史教学的同时，在世界医学史、东西方比较医史，中国医学史，医史理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医史学术研究的发展
1、医学史的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仅就医学起源与医学分期问题有过一些研究与讨论。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医史界不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并开始重视医学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而且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1983年祝长坦等认为人类医学与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之间有“继承性”,提出了“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的观点。同年，唐民浩提出了古猿的本能救护是医学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而劳动是人类医学产生的动力，人类医学的产生过程和古猿向人类进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此外，对一概否定巫与医学发展关系的论点也作了积极的修正。认为巫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脱离劳动生产的“巫”产生，医疗早在巫之前就存在了。这些论点为我们综合考察这一理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2、医学通史的研究：
中国医学通史的早著作是医史学家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他的医学史于1932、1954、1957年多次修订，并有日文译本。在此之后有较大影响者还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以及李涛《医学史纲》等著作出版。近40年来，较早的有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史》该书虽然终未能正式出版，但印数10万，发放全国各省市县医学单位，恐怕是世所仅有。70年代以后，由于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医学通史著作不断出版，如刘伯骥《中国医学史》，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等等二十余部医学通史著作先后问世。这些著作虽有大同之处，但也各有特色，使我国医学通史的研究不断深入。
3、疾病史的研究：
较为突出的是范行准撰《中国病史新义》约90万字，填补了疾病史专著的空白。此外，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则属于单个疾病史的专著。
4、专科史的研究：
40多年来专科史的研究成绩是相当显著的。在七十年代以前，尤为突出的是外科史。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骨科史和针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九十年代专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全面铺开，在各科领域中几乎均有专著或专论。除了以上临床各科以外，在诊断史方面，尤对“辨证论治”发展状况的探索颇具独见。中医诊断历来十分重视脉诊和舌诊，不但相当系统地调查研究了脉诊，舌诊的历史渊源，而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总结研究，具有一定的弘扬，开拓作用。本草史的研究历来在医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0年来，在本草通史，药物炮制溯源及发展史的研究，药物度、量、衡历代变迁演变的考证，药物制剂的发展和进步等等方面，均有很多质量较高的论文论著发表。中药史方面有国际影响的课题是关于炼丹史之成就，这一研究以确凿的论据，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早炼丹的国家，是世界化学制药的先驱，以及在世界化学史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5、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也活跃起来，许多学者提出一些观点，见解与以前存在的问题。如邓铁涛《对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紧紧相连的，所以研究中国医学近代史必须首先透彻地研究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甄志亚《试论中国近代医学的文化背景与特点》指出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由此出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轨迹。近年来出现的近代医学史研究的专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
6、医疗技术史的研究：
在五十--六十年代我国医史学者就在这方面有过卓有成效的探索，近二十多年来，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诸病源候论》、《新医药学杂志》等等，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腹部肿瘤切除术，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坏死组织切除术，血管结扎术，以及明清时期肛门闭锁，阴道闭锁及包皮过长等先天畸形等外科手术治疗技术等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和科学性。
7、关于医史人物的研究：
历来是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近40多年来见于期刊，报纸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有4000余篇，涉及的医家有300多人，为医史学者研究多者当推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共30余人，其中尤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傅山、叶天士、王清任为多，有的近百篇，有的甚至超过数百篇的研究论文或纪念文章报导。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医家的纪念活动，年征的论文都很丰富，从而对医史人物之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8、世界(国外)医学史的研究。
五十年代初，《中华医史杂志》增设了世界医史专栏，开始刊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苏联医学史受到特别的重视，至五十年代末，该专栏所发表的世界医学史研究论文以讨论苏联医学史的占40%。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国西医史专业教研人员增加很快，世界医史的翻译、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世界医史的译著有马伯英等翻译的《世界医学五千年》，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译完成李涛教授1953年组织翻译的卡斯蒂格略尼(A Castiglioni)《世界医学史》，于八十年代由程之范教授等完成出版了第一卷(1986年，商务)，对于研究世界医学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世界医学史著作有程之范的《世界医学史纲要》，郭成圩的《医学史教程》，姒元翼、龚纯主编的《医学史》(1988年，湖北)，近年还有谢德秋编著，程之范审阅的《医学五千年•外国医学史部分》。这些著作大多是面向医科大学生及医史初学者、爱好者，对我国世界医学史的普及和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仍设有世界医学史专栏，发表了多篇世界医史的论文。
9、国内外的医史学术交流。
在改革开放以前，医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基本限于国内。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生以后，不仅国内交流明显多于过去，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近几年来，我国已有近十八次参加了日本一年一度的东西方比较医史会议，就有关医药卫生、教育及各学科的发展等等方面问题报告论文与进行研讨。
(三)医学考古、出土文物研究与医史博物馆名医纪念馆的建立
1、考古文物中发现的医药器具，药物及卫生设施。
1973年在河北蒿城十四号商墓中出土的石镰是现知早的医疗专用器具，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有医针9枚。其中金针4枚均完好，银针5枚已有残缺。钟益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经研究确定其中有锋针、毫针、银针、员针等，此墓中还同时发掘出其他的制药铜盆、铜滤药器、银灌药器、铜药镬和铜药匙等医药器具，反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
2、出土的医药文献。
近40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文献较多，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于甲骨文中的医药内容研究，胡厚宣《殷人疾病考》、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詹鄞鑫《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张长寿《周原考古的新发现》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李良松的《甲骨文化与中医学》更提出了“甲骨医学”的新概念。关于铭文石刻，1949年后天津市曾征集到一件玉佩，上有铭文45个字。郭沫若《古代文学之辨证的发展》认为此铭为战国时期导引家所佩带之“行气玉佩铭”，其铭文内容体现了呼吸吐纳一周期的全过程。此后，沈寿《行气玉佩铭今译与研究》对铭文内容作了进一步解释。有关石刻医书重要的发现是在北京出土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碑残石5方。
3、医史博物馆的建立;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中华医史学会所举办的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38年。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明确指出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与图书馆为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共有财产。1953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迁京，医史博物馆委托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领导。该馆在医史学会前辈王吉民等领导下收藏有大批珍贵之医药卫生文物和早期医学期刊杂志等。1959年该馆转由上海中医学院配备专人管理，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向国内外参观者开放。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虽筹建于1976年，但地处古长安、咸阳，征集文物之条件十分有利。1978年即设馆陈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研究所的中国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78年，收藏品已达3000多件。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也先后建立了医史博物馆或陈列馆。
(四)医史学会的创立与医史学研究
1952年12月28日，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北京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涛报告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大会医史学会改选，宫乃泉任主任委员，李涛任副主任委员。会议决议《医史杂志》由北京、上海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1954年2月9日，由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召开“关于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座谈会”，李涛副主席应邀参加了座谈会。竺可祯副院长在报告中强调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了医药学史研究之重要。
六、七十年代，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已完全停止了全国学术活动。直至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经纬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任程之范，积极筹备学会复会、杂志复刊，在卫生部科教局陈海峰局长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热情支持下，经中华医学会上报卫生部、中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10-1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史学术会议。
此外，学会还在1995年召开地方医学史与卫生志编撰经验交流，1996年与陕西医学会合作，筹办“海峡两岸中华医药文化研讨会”等。
(五)《中华医史杂志》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于1935年筹备创立时，就在自己的章程中提出创办发行《医史杂志》为其宗旨之一。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经济困难，于1936-1947年间，尚无力创办独立的刊物，只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刊出医史专号5期，《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刊出医史专号4期，使会员之研究成果得到及时的交流，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扩大了中国医学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
从1959年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杂志又与《中华医学杂志》合作，改名为《人民保健》，实际上已明显削弱了医史学杂志的份量，每期只有1-2篇医史论文发表。因此，学会1979年复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于1980年复刊之际，学会领导几经讨论，在确定刊期时，决定《人民保健》不正式计入《中华医史杂志》的卷数系列。
二、文献学研究
(一)奠基阶段(1949～1966)
1955年底，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建立中医研究院，其下设立偏审室。除编审室外，在上海还有中医文献馆，也是肩负相似任务的另一个中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基地。这两个机构是我国*前两个中医文献研究中心，做了大量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
(二)停滞及缓慢发展阶段(1966～1976)
其实1966年在我国正是处于*的时期，这个时候人们对于所有的研究都是停滞的，可以说是中国倒退了50年，尤其是对于古代医学的文献来说，是更加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如果当时一直发展的话，那么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还算是比现在要高出不少的水平。
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工作以一些科研工作者对中医名词术语的整理研究为标志。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合编的中医工具书《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于197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书选中医常用名词术语4285个，收藏了除中药、中医人物、经穴之外其他各科常用名词术语。这是中医文献工作恢复的先声，也为后来中医药大型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值得着重提出的是对一些出土的古代医书的整理研究。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柏树公社旱滩坡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医学简牍计92片。经研究，其时代约为秦汉或更早一些。这一批简牍计载治病方剂约百首，故又名《治百病方》，对该简牍的排列次序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复原。对简牍中的医学理论，临症各科辨证，方剂配伍、药物性能及用途以及有关治疗方法的章句注释，出处考证等，均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于1975年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汉代医简》。
1976年中，由卫生部组织的“*医学文献调查小组”进藏，对由于*冲击而被束之高阁的大量藏医古文献进行调查，其重点调查研究了《四部医典》及八十幅彩色医学汤卡系列。这一工作为其后藏医文献以至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蓬勃发展阶段(1977～至今)
1、建立文献研究机构
1980年，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建所，成为我国第一个文献研究所，其下设立基础文献研究室及临床文献研究室，以不同角度对我国的中医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1994年在中国中医药会之下建立了中医文献会，这一学术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医文献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有组织、更加繁荣的发展时期。
2、文献工具书及检索类作品：
1949年后的四十多年，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中医药工具书有极大的发展，如在“*”末期完成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一书的基础上，由原班编著者作了进一步的工作，组织全国十一个中医院校共同编成《简明中医辞典》，此书于1979年编成，出版后，影响较大，在短短七年间，重复多次，印数达31万册，对于普及中医知识，促进中医学术的普及和提高，有较好的作用，评价较高。于1995年出版了合订本《中医大辞典》，成为我国有史以来大的一部中医辞典。
中医药的检索工具，是新中国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新工作。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些零星的索引类的著作出版。七十年代末开始，各类索引性的工具书，开始陆续出版。如索引性期刊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
结语：是不是觉得医学史的理论真的是博大精深，其实要想在实际操作时候能够做的更好，主要还是要首先有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如果理论基础都没有了，那么何来的操作，当你上手去做的时候可能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大家是不是觉得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还非常的深刻，其实我们知道只是那么一点。